作为结束魏晋南北朝后的两个大一统王朝，隋唐时期的各项政治举措有效改善了国计民生。

  其中可以让我们着重关注的，无疑就是隋唐时期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国家粮食储备政策。

  在古代农业社会中，粮食储备不仅关乎人民的生死，同时也关系到政权的存亡，可谓是本固邦宁的头等大事。

  无论是正史中的“富莫如隋”，还是诗圣杜甫写道的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”，无一不在认可隋唐时代国家粮食的储备情况。

  今人习惯把隋朝和唐朝合称为隋唐时代，事实上这是两个不同的、且具有承接关系的王朝。

  虽说隋王朝国祚较短，但却创设了诸多影响深远的顶层设计，这些都为后来的唐朝所吸纳，并付诸实践与完善。

  即中央、地方、民间均建有粮食储备机构，三者共同蓄力支撑起国家的粮食储备。

  其中，中央的机构主要有太仓和转运仓，地方机构主要为正仓、常平仓，民间储粮机构则是义仓。这三类机构虽说都是粮仓，但性质与用途是存在很明显差异的。

  由于隋唐时期的税收主要是粮食，因此当老百姓上交法定数额的粮食后，国家就要进行分配和存储。

  太仓和转运仓归中央直接管辖，用于存方百姓上交中央的税收。而实际上地方需要截留下一部分税收以供地方政府，于是中央便在各个州郡县设有正仓。

  所以我们大概能理解为，百姓上交的税收一部分归于中央的太仓中，这部分用于发放中央官员的俸禄以及军队消耗，另一部分归地方上的正仓，用于发放地方官员的俸禄和区域建设。

  古代由于战争、天灾等因素，也会时常出现“通货膨胀”或“通货紧缩”等金融现象，隋唐统治者在此基础上就创设出“常平仓”的构想。

  每当农民大丰收时，政府出资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百姓手中多余的粮食，确保不会发生“谷贱伤农”的情况；

  反之，当农民欠收时，朝廷就打开常平仓，将里面的粮食低价卖回给农民，以保障基层民众的温饱问题。

  现代历史学研究之后发现，古代历史的发展深受气候影响，而所谓的“小冰河期”将对政权统治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。

  古代百姓虽然不知道“小冰河期”的存在，但却真真切切感受过这种颗粒无收的绝望。

  因此，为了应对特殊时期，一些县城乃至于村落，会自发成立一个“义仓”，周边百姓不计得失自发捐献粮食存放在义仓中，待需要时救济乡里。

  义仓由于是民间自发成立的粮食储存机构，因此不受官府及官员的管理，这样就有效杜绝了贪官污吏染指粮食的企图。

  至唐太宗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，朝廷下令“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”，这标志着带有民间自治色彩的义仓宣告消亡，官府彻底控制了义仓的管理权。

  这些做法极大地激起民愤，因此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，即离开始纠正政府的不当作为，下诏规定义仓内的存粮只能给用于救济灾民，不允许用作其他用途。

  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，国家兴建焦枝铁路。就在施工队在洛阳市老城区北段进行土工作业时，无意间挖出了一块古代石砖，上面的三个大字令考古学家兴奋不已——含嘉仓。

  整个含嘉仓面积达四十多万平方米，拥有287个粮窖。据专家估算，含嘉仓的里存量足够当时整个隋王朝50年的用度。

  唐朝时，含嘉仓进一步被改造利用，开元年间，含嘉仓的粮食储量达到了惊人的5833400石，几乎占到当时全国粮食储量的一半。

  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，考古学家从含嘉仓遗址中发掘的稻谷种子，居然在第二年顺利地发芽了。这足以证明早在一千年前的隋唐时期，粮食的储存技术已相当高级。

  唐代史学家杜佑做撰写的《通典》一书中，记载了唐玄宗天宝八年的统计数据，全国存粮总数高达122562684石，其中太仓和转运仓共计存粮12656620石，正仓存粮为42126184石，义仓存粮为63177660石，常平仓存粮为4602220石。

  从数据的分析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，在开元天宝盛世期间，中央的正仓和民间的义仓是国家主要的粮食储备基地。

  政治中心长安城附近建有太仓，东都洛阳附近有含嘉仓、洛口仓、回洛仓，华州设有永丰仓，陕州置有太原仓。

  据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描绘，即便是规制较小的洛口仓，其空间也达到了“周回二十余里，穿三千窖，窖容八千石以还”。

  结合考古遗址推算，洛口仓单个窖口的存储容积达401立方米，可存储约27.5万千克的粮食，而整个洛口仓拥有的粮窖数量大致在700个左右。

  据《通典》记述，当时唐朝一名成年男子一个月的口粮约为六斗。照此推算，一个成年男子一年的耗量约为10石粮食。根据唐代人口情况去看，仅仅一个洛口仓的粮食，可以供给全国人4个月的口粮。

  后世小说家也在《隋唐演义》中花费了不少笔墨，描写瓦岗军攻占朝廷粮仓的情节，突出了隋王朝富裕的程度，足见整个隋唐时期的粮食储量是相当惊人的。

  然而，国家之所以能够储备如此众多的粮食，不仅在于经济的繁荣，更在于有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。

  隋朝建立之初，隋文帝曾下诏表示：“（粮食）宁积于人，无藏府库”，表达了新朝廷藏富于民的执政理念。

  然而文帝、炀帝两朝实际执行政策的时候却是另外一套模式。终隋一朝，每逢大饥战乱，朝廷都不愿开仓赈济灾民。

  隋开皇十四年（公元594年）中原曾爆发大范围的饥荒。面对各地灾情，隋文帝居然下令不许开仓放粮，要知道当时隋朝的存粮足够国家50年的消耗。

  隋文帝最终宁可让饥民流离失所乃至饿殍遍野，也不准各地官员上奏开仓的申请，足见隋朝统治者对待此事的态度是“爱府库不爱百姓”。

  这一理念就直接引发隋末饥荒蔓延时，流民得不到政府的接济而直接引发农民起义，最终天下大乱隋朝灭亡。

  《隋书·食货志》面对这种局面曾评价道“是时百姓废业，无以自给……吏皆惧法，莫肯赈救。”

  可见，隋朝对粮仓的管理制度极其严苛，没有中央的批准，地方管理是无权支配其中的粮食的，即便想要开仓赈济灾民也必须先得到上级的批准。

  而隋末的农民军也准确地意识到了这个对立矛盾，因此“开仓赈灾”成为农民军赢得群众基础的最有效的宣传口号。史书对隋朝灭亡的根源作出如下评价：

  在吸取了隋王朝灭亡的经验后，唐朝统治者开始对上述的制度进行有意识的调整与完善。

  唐初由于国家经济处在战乱的恢复期，因此国库尚且不充盈，政策调整的余地不是很大。

  自此，唐玄宗下放了一道十分关键的权利，即道级采访使在遇到饥荒等特殊情况时，能够依法“先斩后奏”，可以先开仓赈灾，事后再形成文书向朝廷补报情况。

  有“小太宗”之称的唐宪宗执政期间，这一制度再度得到完善，“开仓赈灾”的权力下放到了州县一级的长官手中。

  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当地方上突发如旱灾、蝗灾、水患时，行政主官能够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，防止饥民铤而走险最终酿成起义。

  尤其是唐朝中后期中央势微的情况下，地方藩镇轻而易举掌控着境内的财政大权。

  地方节度使无视法令，私自挪用仓储存粮充作军粮的现象屡见不鲜，唐朝后期甚至会出现过节度使为了搜刮民脂民膏，私自提高税收以扩充粮仓储备的情况，这些制度中的弊端也是值得后人深思的地方。

  两宋建立后，统治者不断尝试对隋唐仓储制度的改革，最终朱熹等人创设出以民间力量为主导，具有“农民互助”而性质的“社仓”，极大地革除了前朝残留下来的制度弊端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、地方、民间“三元化”的粮食储存制度，并一直引用到明清时期。